我要书单 - 言情小说 - 第一次在线阅读 - 分卷阅读146

分卷阅读146

    街沿,也正朝他这里看过来。

他看到她在哭,忽然就明白了。许多年以前,另一个哥哥也对她说过,你等我回来,但最后却没有回来。

她就是不想听见他说这句话。

他转身回去坐好,装作望着窗外,避开母亲的目光,无声地落泪。他已经大到不合适再哭了,他知道。

在海上漂了一个月之后,他们回到旧金山。

或许用“回”这个字并不合适。时隔五年,他已经觉得这里很陌生了。

新的建筑,新的街道,城市变得越来越大,在那个半岛上洋洋洒洒地铺张开来。

小时候的玩伴变得认不得了。他们认为他很奇怪,他也很难理解他们的想法,觉得他们真的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岛上,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,哪怕这个岛很大很大。

那段时间,他一直给吴沁写信,跟着母亲的邮包一起寄出去。

在那些信里,都是些絮絮叨叨的家常。

比如他进了新学校,刚开始不太习惯,但他的成绩还是很好,就连最难的拉丁文都能考到优秀,这多亏了吴先生一直教他。

比如他们搬了新家,位置比从前偏僻一点,但是房子后面对着海和松林,每天夜里都能听着海浪的声音入眠,再听着海鸟的鸣叫声醒来。他很喜欢这个地方。

但是,那些信寄出去很久,始终没有收到回音。

起初,母亲告诉他,信需要通过香港的朋友转寄,所以路上的时间或许会比从前长一点。

但一个月,两个月,半年过去,他还是没有收到上海来的回信。

直到有一天,母亲给他一个纸盒,他打开来一看,才知道最近的几封信根本就没有寄出。

“为什么?”他诧异地看着母亲。别的孩子可能常被敷衍欺哄,但自他记事以来,从没有被这样对待过。

那天晚上,母亲与他长谈。有些事,他似懂非懂,只记住了一个形象的比喻,有一幅铁幕正在海面上方缓缓地落下,所有人都只能做出选择,这一边或者那一边。

就是这么不巧,他在此岸,吴沁在彼岸。他们所能做的,只有等待。

随后的那几年,他就像其他孩子那样长大,念书,运动,社交。城市变成更大,更繁荣,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现。

但也有些时候,他与其他的孩子不同。他开始写一段回忆录,有关他们在上海的那五年时间,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出发,细细碎碎,什么都有。比如飞涨的物价,加油站门口汽车的长龙,排队买户口米的人群。

他在一所私立中学读书,功课很多,又是第一次写这样的文章,写得很慢。但他不急,反正他所能做的只有等待,以及在等待的同时,为回忆添上了越来越多的细节。

比如他到上海的第一天,那个认错了他,叫他“哥哥”的女孩。还有那个雪天,女孩脱下棉鞋,送给乞讨孩子的那一幕。

有句俗话,全世界都下雨,只漏了加州。分明就是三面环海的一个半岛,但旧金山却总是很干燥。但记忆里的上海却与此地截然相反,梅雨季会下绵绵一个月的雨,街道积起水来,底楼浴室的墙角只要几天不刷洗,就会长出霉迹,渐渐蔓延成瑰奇的图案。

文章并不太长,不过薄薄一叠稿纸。但等到他全部誊写完毕,已经是1954年。

那一年,他大学入学考试得了高分,尤其是写作部分,他给伯克利寄去申请,很快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,只等次年中学毕业,便可进入文理学院学习。

听到这个消息,相熟的人家都表示羡慕,觉得父母教养有方,孩子前途无量。而他大概也是百无聊赖,得意忘形,把那一叠书稿寄给了纽约的一家杂志社。于他意料之外,他的中国故事真的发表了,分了五期刊载在那本杂志上。

最初的两期印出来,一片好评。

编辑告诉他,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,甚至认为会像三十年代的赛珍珠一样畅销一把。而且,他还这么年轻,也是个卖点。

但等到第三期面世之后,事情开始变了。

在书稿的后半部分,他写了父母与吴先生办的几宗案件。

比如战后的上海,仅美军吉普车撞死撞伤中国人的事件就发生了一千两百多起。

在天津,美军汽车肇事占全市此类案件的七成之多。驻津美军当局甚至规定,轧死一个中国人赔偿法币十万元,而轧死一头驴则需赔偿法币一百万元。

比如一名美军士兵雇车,车夫不懂英语,动作稍慢,士兵竟拔出军刀割掉车夫五根手指。还有车夫因为索取车资,被打美军士兵殴打致残。

比如一个中学生只因穿着一条美军卡其裤,遭到美国宪兵的枪击。

比如一个十九岁的女大学生被两个美军士兵强jian,事后却还要经受警方和校方多次讯问,问题诸如——

“你挣了多少美元?”

“你为什么深更半夜还在外边跑?”

“你是不是延安方面派来的?”

而且,所有这些案件都只能根据1943年中美双方签署的中的规定,归美国军事法庭裁判,中国司法机关只能在裁判前向其询问进行之程度,以及在裁判之后抄录其判决的原文。

而后,又是49年解放军进入上海时军纪的整肃,城市里的新气象。

连载到此处,唐延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传讯。

两名便衣探员到学校来找他,把他带到一间办公室里,打开录音设备问他:“你是不是共产党员?你父母是不是共产党员?你们给中国寄去的邮包里都有些什么东西?你认不认识宝莉华莱士?”

唐延的回答始终只有一个:“我只有十六岁,你们没有权利在监护人不到场的情况下讯问我。”

听说这件事之后,他的父母当即到学校要求见校长,说的也是同样的一句话——怎么可以在监护人不到场的情况下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接受传讯?

但校长却答非所问,说唐延只是个孩子,只要他停止杂志上的连载,并且申明文章所写有误,对读者致歉,这件事就算过去了,不涉及任何惩罚,也不会对他的学业产生影响。

“我写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,其中没有虚构的成分。”还未等父母说什么,唐延已经开口,平静而又坚决。

就像十年前,刚刚上小学的他对包班女教师说:“No,thanks.”我不适合做这份作业。

只是这一次,事情没有那么容易解决,他被停学了。

到了第二年,风向又变,事情不了了之。他只需要忘了这件事,就可以继续过从前那样的日子,念书,运动,社交,拿到毕业证书,去伯克利上大学。

但他却发现自己没办法忘记。身边的同学